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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乐的香草山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九歌·湘夫人》

 
 
 

日志

 
 

Super Size Me  

2007-04-03 11:08:54|  分类: 曲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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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纪录片创作的一些思考

--观《Super Size Me》后感

主观VS客观

纪录片虽然不是最流行的一种电视节目形式,却是最受尊敬的一种电视节目形式,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冠以“真实”的叙事机制。通常人们认为纪录片是客观公正的,没有任何虚构因素,它们所展现的都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地点和真实的事件,而绝不是虚构出来的作品,可以为核实或证明某一个事件或观点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然而,事实上,任何一部纪录片都无一例外地暗含着创作者的价值判断和审美选择。大卫·麦克奎恩在《理解电视》中写道:实际上,纪录片中比人们通常的料想主观得多的节目类型,作者的观点既可以被成功地隐藏起来,也可以凭借作品的风格清晰地显现出来。《Super Size Me》的导演兼编剧Morgan Spurlock正是立场鲜明地控诉了以麦当劳为龙头的世界快餐产业。

巧合的是,在此影片放映的前一个月,即2004年4月,麦当劳前掌门人吉姆·坎塔卢波因心脏病发去世。有批评人士表示,坎塔卢波的猝死就是因为食用太多汉堡包、薯条的结果。没有医生证明麦当劳前掌门人的死与汉堡薯条是否有必然关系,但是这却是Morgan Spurlock想做的事。他想以纪录片的形式,让大家亲眼见证吃麦当劳对自己的身体带来的有害无益的变化。于是,他拿自己的身体作实验品,连续30天吃麦当劳,结果由一个185磅的正常健康的小伙子变成一个210磅的,膝盖因为骤增的重量而感到酸痛,血压、胆固醇、血糖也从原先的正常值直冲危险线的胖家伙。

片子从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将观众引向“Super Size”的概念,海滩超大,房子超大,车子超大,尤其是沙滩上躺着、坐着、站着和走着的超大体型的人,而且为数还不少。另外,作者有意找来一帮小学生,将耶稣、华盛顿和麦大叔的画像展示给他们看。孩子们认不出耶稣,也拿不准华盛顿是美国的第几任总统,但都能准确无误地叫出麦当劳大叔的名字,而且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观众被这次可爱的小孩逗乐,但也由此可见麦大叔影响力之广泛。为了证实和支持自己的观点,纪录片的创作者想方设法地将观众巧妙地带入预先设计好的“圈套”中,数字、图表、动画、采访等等,都是作者表达自己意图的工具,而观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欣喜地以为自己举着客观公正的大旗。

“摄像机不会说谎”,但是持摄像机的人选择什么拍摄,选择用什么手法拍摄却是主观意志决定的,诸如跟拍、长镜头、同期声和不加过多修饰的风格只是一种表达技巧,就和影视剧中的特写镜头性质一样。不同的表达技巧给人的视觉感受自然也是有差别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在看《Super Size Me》更多地会认为是喜剧而不是纪录片,而看《小武》(贾樟柯)的时候则会认为是原生态的纪录片。

 

纪实主义VS娱乐化

有人尖锐地批评:“纪录片就是把一台自动摄像机绑在驴子背上,然后让驴子在街上溜一圈所拍出来的东西。”因为在过去由于传统表现手法的局限纪录片拍得节奏冗长、手法粗糙、主题隐藏得过深让观众看得一片茫然,让人偏见地认为纪录片只有细节没有情节,于是纪录片的“小众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而在Discovery、National Geographic等国外商业纪录片涌进国内时,很多人才惊诧地发现:原来纪录片可以拍得这样好看易懂,也能拥有如此广泛的受众群。同样,在我们观看《Super Size Me》的时候,我们也惊奇地发现纪录片也可以拍得这么娱乐。那么是不是娱乐化会与纪录片一直宣称的纪实主义相冲突呢?

不能否认的是,真实性是纪录片的基本特征。长期以来,我们把声画素材的非虚构性和原生态看成是纪录片创作的最重要的原则和不可逾越的底线。而今天的纪录片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技术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帮助纪录片突破传统的技术局限,比方说可以通过逼真的三维动画帮我们回到远古恐龙时代,或者展现一些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的太空世界等等;另一方面,大众文化要求纪录片多一些娱乐因素以便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接受,这也是纪录片拥有市场的有效途径之一。

纪录片到底是要“纪实”还是要“娱乐”呢?其实,笔者以为两者并不矛盾。Morgan Spurlock说,“如果想告诉人们真相,最好让他们笑,否则他们会杀了你。”所以虽然影片多角度地抨击了以麦当劳为首的快餐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伤害,但是观众并没有觉得压抑,而是在一种相对快乐的情境之下感受震撼,感受快餐对自己健康所造成的一种负面影响,从而得到更有效更深远的被教育。

正如前文所说,再怎么严格的纪录片都不能脱离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娱乐化”不是贬义词,它只是一种手段,能有助于创作者更好的表达创作意图,有助于纪录片在遵循纪实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扩大市场接受能力。如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迁徙的鸟》,除了在拍摄技艺上的一些突破之外,也按照故事的逻辑组织整个影片,且不管这样的逻辑是否真的存在于鸟类世界中,至少,在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外,这样的结构能给观众带来听故事的享受和娱乐。我们能轻松地坐在沙发上欣赏主题鲜明、表现手法丰富、视觉冲击力强的纪录片作品,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要思考的不应该是娱乐化会不会导致纪录片本体性质的变化,而应该是该如何借鉴这些手段创作出更精品的纪录片。纪录片不能再孤芳自赏,画地为牢,不能再囿于现有的创作模式和手法,“走出去”,吸收更多的新元素才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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